会议开始作《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》报告（主报告）。报告把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主要原因，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强大；白区革命运动薄弱；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；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差等客观原因。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缺乏认识，并为自己的错误辩解。

接着作副报告即军事报告，指出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，并主动承担责任，同时批评李德、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。

针对秦邦宪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责任所作的辩护，作批评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（亦称“反报告”)。报告列举事实说明反“围剿”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秦邦宪、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，违背了过去红军在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。

支持张闻天的报告，并就长征以来各种争论问题，主要是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，作长篇发言。发言批评秦邦宪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主要原因敌强我弱等观点，认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；指出秦邦宪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，以阵地战、堡垒站代替运动战，以所谓“短促突击”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，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；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。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。

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“反报告”和毛泽东的发言，批评秦邦宪、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，明确提出应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。

批评秦邦宪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，并说：“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，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！”